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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平臺經濟下的競業限制行為認定
王 紅 游煜聰  2019-01-04

案例背景

2014529日,北京市東城區A學校(甲方)與安某(乙方)簽訂《勞動合同書》,約定勞動合同于201454日生效(試用期至2014731日),于2017630日終止。2016322日,雙方簽訂《競業限制合同》,約定在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后6個月內,乙方不得自營或者為他人經營與甲方相同或類似的行業,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單獨從事或與他人合伙從事與甲方營業相同或類似業務;在從事與甲方營業相同或類似的單位任職、提供咨詢或與之合作或作為股東;未經甲方同意,接受與甲方營業相同或類似業務的單位提供的培訓、資助、財物及其他利益。從乙方離職后開始計算競業限制時起,甲方向乙方支付競業限制補償金,每月補償費的金額為1000元,共計6000元。如違反本合同規定之義務的,乙方除應向甲方全額返還甲方已向乙方支付的競業限制補償金外,還應向甲方支付違約金人民幣10萬元。乙方因違約行為所獲得的收益應當給予甲方。

2016729日,雙方勞動關系解除。后A學校發現安某在競業限制期內入職與其存在競爭關系的北京B學校。在經公證的B學校網頁的該校秋季報名部分顯示,教師安某的授課年級為五年級、六年級,學科為數學。安某稱其并沒有去B學校任職,只是幫忙授課,未領取報酬,B學校亦未為其繳納社保。后經調查,B學校表示安某并非其單位教師,并稱安某自20172月之后在其單位租用教室,學校作為校區只是提供平臺,并不負責教學,老師租用該校場地并自己負責生源。安某離職后,其個人所得稅的代扣代繳單位及社保繳費單位為北京C公司及北京D公司。

A學校申請仲裁,要求安某:繼續履行競業限制義務;支付違約金10萬元及其獲得的全部收益20萬元。仲裁期間,A學校分三筆向安某支付競業限制補償金6000元。安某認可已收到上述款項,但主張A學校并未在其離職后按規定支付其競業限制補償金,故其沒有履行競業限制的義務。東城區仲裁委裁決:安某支付A學校違反《競業限制合同》的違約金10萬元;駁回A學校其他申請請求。雙方均不服裁決結果,提起訴訟。

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中,安某熟悉A學校的授課體系,掌握大量教研信息,且其自愿與A學校對于保密及競業限制進行了約定,故其應屬于負有保密義務的人員,符合履行保密及競業限制義務的主體資格。根據現有證據,安某確實存在競業限制違約行為,故其應承擔違約責任。雖然A學校未嚴格按月支付競業限制補償,但安某并未在A學校未按規定支付競業限制補償金的情況下提出過解除競業限制合同,故安某應受該《競業限制合同》的約束。雖然雙方約定了違約條款,但雙方約定的每月1000元的競業限制補償金的數額與10萬元競業限制違約金的數額顯失平衡;且每月1000元的競業限制補償也顯著低于勞動者勞動合同解除前12個月平均工資的30%。現單位并未提交相關證據證明安某離職給其造成的實際損失。綜合考慮用人單位支付的經濟補償數額、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水平、勞動者的職務、勞動者的主觀過錯程度以及給用人單位造成的損害等因素,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予以衡量,法院對競業限制違約金數額進行酌減。現已超過雙方約定的6個月的競業限制期,故安某無需繼續履行競業限制義務。安某自A學校離職后的收益系其勞動所得,而并未給A學校造成損失。現A學校未向本院提交證據證明安某離職后所獲得的全部收益,且雙方通過簽訂競業限制合同已經約定了競業限制違約金,用以平衡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的利益。故用人單位要求安某返還收益,證據不足,不予支持。

綜上,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之規定,判決如下:一是安某支付A學校競業限制違約金60000元;二是駁回A學校其他的訴訟請求;三是駁回安某其他的訴訟請求。后雙方均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法院同意一審法院裁判意見,并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評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互聯網平臺經濟下的競業限制糾紛。

首先,關于適用主體,安某系教育培訓機構的老師,有觀點認為老師作為傳授知識的人,知識本身并不構成商業秘密或者技術秘密,故不應當將老師作為承擔競業限制義務的主體。但是考慮到如今教育培訓市場的發達,各個教育培訓機構均研發其特有的授課體系及大量教研信息以獲得競爭優勢。本案的用人單位在中小學數學、英語培訓市場中占有競爭優勢地位,其授課講義、教研信息等是其獲得競爭優勢的根本所在。安某作為任教老師,掌握用人單位的核心教育信息且自愿與用人單位對于保密及競業限制進行了約定,故其應屬于負有保密義務的人員,符合履行保密及競業限制義務的主體資格。

其次,互聯網平臺經濟的興起增加了認定違反競業限制義務的困難。本案用人單位訴稱的B學校系一家教育培訓市場中的互聯網平臺公司。較傳統教育培訓機構,B學校利用互聯網為知名教師搭建授課平臺,向教師提供授課場所,并協助學生報名,但并不與任課教師建立清晰的勞動關系;任課教師“掛靠”在平臺,在平臺上發布授課信息或授課視頻。這種新型的經營模式導致互聯網平臺與勞動者之間建立了一種非典型的勞動關系。勞動者實際提供勞動的單位與社會保險、個稅代扣代繳單位的脫鉤,這使得人民法院無法直接通過查詢社保繳費單位或個稅代扣代繳單位認定勞動者是否存在違反競業限制義務的行為。上述從業模式,亦明顯超過了《勞動合同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明確禁止的競業限制行為范圍。因此,在處理互聯網平臺經濟下的競業限制糾紛時,人民法院應從勞動者實際是否存在違反競業限制義務行為出發,盡可能保護競業限制合同下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再次,競業限制經濟補償標準與競業限制違約金的失衡是現行競業限制糾紛的焦點,如何平衡二者亦是審理的難點。筆者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四)》第六條適用條件為雙方未約定經濟補償。在雙方約定有經濟補償時,不應適用該條款的規定。但作為對擇業權限制的補償,競業限制補償金應符合公平原則。在違約方請求人民法院調整違約金數額時,本案在審理中要求違約方提供違約金過高的初步證據后,將舉證責任轉移至守約方,達到了讓合同當事人正視違約金條款的目的。同時,本案通過用人單位支付的經濟補償數額、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水平、職務、主觀過錯程度以及給用人單位造成的損害等五方面因素,將過高的違約金予以酌減,最大限度地尋求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的最佳平衡點和結合點,符合立法精神和現今的裁判理念。

需要注意的是,往往用人單位不能按照立法本意及雙方約定按期給付經濟補償,如果勞動者迫于生計從事了違反競業限制義務的行為,但未及時要求解除競業限制合同,那么將不可避免地承擔競業限制的違約責任。故負有競業限制義務的勞動者在離職后,首先應遵守競業限制,在用人單位未按期給付經濟補償時,要及時主張解除競業限制合同,以維護自己的擇業權。

 

作者單位: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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